摘要：另一方面，受到民意驱动、健康运转的政治过程也有利于实现这些权利。 ...
腐败的定义，有人指出，腐败最早源于国家和人体的类比。
在社会里，终究权力的诱惑是很大的，也就有很多人希望去当官。律师是靠法律服务社会的职业，他当然要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但从客观背景来看的话，中国正经历从一个传统社会向一个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当中。司法体制的完善等很多方面，现在还有很多事要去做。这样一个群体不仅包括以教授法律为业的学者，而且包括把法律作为工具应用于社会的职业，例如法官、检察官、律师，甚至包括在公司等组织中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因为当上高官可能比当教授更应有成就感，或者比当教授更能锻炼自己（笑）……新京报：这倒很有意思。社会包括经济和许多其他方面，所以我们提倡法律教育的目标应该实培养复合型人才，而不能仅仅就法律来谈法律。
这是不能过早下结论的。好处的话嘛，我想最主要的是，学法律是治国之道，既然选择了学法律，那就不能仅仅拿它作为谋生之道。王焱教授讲秦汉政制模式，这一点我非常同意
另一方面在讲到文明构成时似乎又有点按照西方文明的内容赋予我们时代以具体价值的趋向，总体来看他在文明论基础层面关于中西要素如何构成这一根本问题上还没有形成最后的看法。世界历史的真实过程并非如此，而是通过英美的长期接力呈现出来的。这一地区时刻的不彰已经在挑战中国的大国崛起与国家核心利益了。没有这个前提和基础，邓小平的权威不足以打开这个新局面，改革开放甚至都无法展开。
此外，这一命题之展开还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发展出一种损益史观下的大历史意识，赋予中国崛起以真正的世界历史意义。1949年到2012年被他认为只是一种大国崛起的想象，这种想象充满了虚幻——这样一种是古非今的判断也为诸多学者所分享。
不过我并没有看到他对中国大国崛起之文明论基础有完备的思考。姚中秋先生讲的文明秩序的概念过于抽象，缺乏一个实证的支撑。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是一个极具挑战性同时也深富争议性的命题。二是现代中国的大国崛起在历史意义上如何解释与评价。
这一层次曾经启发了一百年后的德国思想家施米特，但后者并未坚持到底。这三个层次的问题是对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有效分解与支撑，如不能在大体上恰当回答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则姚中秋先生的这一总体命题可能只是一种文化儒生在民族复兴背景下的豪迈宣言，而很难构成一种理性化的文明复兴理论。其次是以1787年的联邦党人主义、1823年的门罗主义和1917年的威尔逊主义所代表的，综合了英吉利海峡两岸文明要素的，循着民族国家世界化方向进展的，分别经历了民族国家时刻、地区时刻和世界时刻的美帝国，呈现的是一种真正的文明帝国与世界历史的美国时刻。他基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柏拉图式的自信，完全不顾生前所处的世界历史的实际进程，甚至仅仅以欧洲范围讨论世界精神的显现问题，比如将马背上的拿破仑视为世界精神的显现，而没有观察到发生在美洲大陆的世界历史现象。
当然，我们不应否认国民党对于现代中国崛起的历史贡献，但1945年绝对不是现代中国的峰值，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历史遗产上推动了中国进一步崛起。如此浪漫而激进的举动，自然难免失败的命运。
这分别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宪政转型、区域自治和世界大同的问题。德国哲学家的世界历史意识及对本民族的政治期许是非常强烈的。
这一思想格局尚未丰满，也未成为共识，但却是这一主题下深入研讨所应伸展的基本方向。许纪霖教授的主题是新天下主义：中国如何成为文明帝国？，对于一个自由主义者而言，天下、主义、中国、文明、帝国之类的话语往往并不是其所青睐与喜见的，但许教授将这些颇具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色彩的核心话语串联成自身的独立命题，且以相当肯定的语气和耐性展开探讨，这多少有些应合了高全喜教授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命题。而后来的汉不过是弥补法家文化与社会建设层面的弱点。他确实提出了复杂化的中国文明帝国的层次化设想，比如一个国家几种制度，但是后来发现他给出的只是一个空白的介绍信，并没有填写具体的内容。美国时刻具体而言不是一个时刻，而是前后相续的三个接力性时刻。第一个层次是民族国家时刻：以博丹—霍布斯的主权理论为秩序基础，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国际法框架，以洛克的自然权利说为价值内核，以1787年宪法为载道之肉身，美国革命以其联邦党人式的自由选择和深思熟虑而建构了一个相当完备的民族国家，创建了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宪政秩序。
首先是毛时代和邓时代的关系问题。作为中期现代化国家，德国一直面对英法和欧美早期现代性所造成的巨大压力。
我们今天的文化精英明确提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是否可能避免陷入民族国家范式、法律实证主义和严格的文化保守主义紧密编织的德国时刻的现代性陷阱，是否能够发展出某种超越国别时刻的地区时刻，即发展出某种版本的中国的门罗主义，是值得深思的根本性战略问题。毛时代本身不是没有进一步大国崛起的欲望和实践，他想建立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世界帝国，甚至要挑战苏联老大哥的地位。
王焱教授讲秦汉政制模式，这一点我非常同意。毛泽东时代关于中国崛起存在某种战略规划上的顺序倒错，但邓小平时代及时进行了战略性回调，如今跻身世界第二的中国重新面对着世界历史的三个时刻问题：建构完备的现代民族国家。
我们要看到，毛泽东的失败在于忽视了世界历史的民族国家时刻，是在简单跳过宪政时刻的前提下赶英超美，以其国际主义理想直接与美帝国较量的。三是作为中国文明依托的古典政治的本体性构成如何。最后要回到关于中国的本体性解释层面，这就需要我们正面回答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本体构成问题，在此儒家宪政主义可能存在某种忽视国家理性的思想与历史盲点。许教授的犹豫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困惑，就是今天讲文明的时候，我们文明的基础或者是资源到底是什么，它的构成到底是怎样的？今天的会议更像是关于中国文明复兴的又一次宣言，而没有关于文明真正的构成性的研究。
如果不是一种孤独自负的中国时刻，而是世界历史脉络中的中国经验，则这一命题就将具有丰富的讨论与建构空间，其问题域至少可以铺陈为如下三个层次：一是世界历史的西方时刻是如何呈现的，有何经验与智慧结晶。不过，不仅汉代的皇帝坦然承认霸王道杂之，古代学界亦有汉承秦制、阳儒阴法的定论，更有美籍日裔学者、历史终结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将秦制作为人类史上现代国家三要素之国家建设要素的原型予以肯定。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发现关于文明的概念他是有犹豫的：一方面他承认2008年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这一世界历史现实，承认需要重新在理论上给出一种宏观解释。由此问题引出我对于今天整个会议主题命名妥当性的反思。
我们知道时刻这一概念是有神学思维在里面的，必然有信仰的特质，与奇迹、开端、创造等意象存在密切关联。所以我们要看到毛时代和邓时代有差别，但也有勾连。
上述经由世界历史的西方时刻所探寻出的世界历史的三个时刻对我们思考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有何启示呢？我认为今天提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还不如提世界历史的东亚时刻。以新天下主义塑造中国版的世界时刻。1787年宪法是欧洲早期现代历史的一个总结，是秩序思维与自由取向的精致结合。关于这一点，姚中秋先生可能做得还不够，许教授的文明帝国构想也还不充分。
（三）儒法一体化：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本体结构在儒家建构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叙事框架内，法家的地位一直不高。另外，社会领域绝对不是私人领域，而是公共领域：第一，它是个人获得政治组织化的首要空间。
马教授甚至提到《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部分有一点点儒家的文化因素在里面，但是这一宣言以及与之相配合的雅尔塔体系，中国是否有实质性参与？因为这里面甚至出现了出卖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事情，而且后期中国的参与实际上是非常弱的。第二个层次是地区时刻：以美国人对美洲的政治自觉为精神前提，以美国总统门罗在1823年的宣言为实践指南，所反映的是美国在初步建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时对文明秩序扩展模式的积极想象。
（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会议专题研讨，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时刻 。如果美国固守1787年的民族国家原则，不将世界历史的民族国家时刻适度扩展为一种地区时刻，则它就不可能领导美洲并走出美洲，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
